论四川三绝：火锅、茶馆、方言

西昌呆呆虎

　　四川“方言”天生有一种能力：它可以变戏法一样，转眼间把一切有关人与事的东西，都转换为热热闹闹的事境。……酷暑般热性的、充满着朝天椒味的四川“方言”天生的能力是，不用我们费力，就能把我们领进锣鼓喧天、锅碗瓢盆、家长里短的沸腾生活，那是茶馆与火锅代表着的人间事件。
　　客居异地的人，总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想到家乡的饮食、美味，尤其是当他乡的食品与自己惯常的口味相去甚远的时候。我的家乡在四川，时人常有“食在四川”一说，这很令我高兴。陆放翁曾宦游蜀地，晚年回吴后，写了一首回忆四川美食的颇为有趣的诗歌《蔬食戏书》：

新津韭黄天下无，
色如鹅黄三尺余。
东门彘肉更奇绝，
肥美不减胡羊酥。
贵珍讵敢杂常馔，
桂炊薏米圆比珠。
还吴此味哪复有，
日饭脱栗焚橘鱼。

　　雍陶也在《到蜀后记途中经历》中意味深长地如是歌吟：

自到成都烟酒热，不思身更入长安。

　　难怪四川的土特产也意味深长地数落川人“尚滋味”……《华阳国志·蜀志》。每当我走在四川之外任何一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看到不时晃在眼前的“四川火锅”的大小招牌时，都禁不住要垂涎欲滴──如果雍陶、陆游辈有幸欣赏过四川火锅，不定有什么更好的绝唱哩！那倒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这世上又有几个人不是饕餮之徒呢？火锅是四川人的骄傲，它精致的菜肴、辛辣的调料，不但培养了我们四川人的口味，而且也孕育了四川人的个性。要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曾经闹腾得锣鼓喧天的四川诗歌，还是让我们首先从火锅中寻找一些“神秘”的线索吧。
　　在四川任何一个弯弯曲曲的集镇、高低不平的小城和繁华的都市，无论是炎热的夏季还是哈气成冰的冬天，外来人往往会看见令他们惊讶的一幕：无论是在街沿上、在临时搭建的小食品铺里，还是在纯文学经典般的豪华餐厅中，总会有一大群人围着一张桌子，桌子中心是一口大小正好合乎用场的铁锅。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锅下有着欢腾的细细火苗，正在向通常所说的“炉火纯青”之势发展。锅内已是沸腾的汤汁，汤汁表面随汁液左翻右转、闪转腾挪的是一种小小的，近乎微型雕的一种叫做朝天椒的红色东西，与它娇柔的外表极不相称的辛辣异常，被四川人崇奉得有若神明，却让初来乍到、不知内情的外省人叫苦不迭──人们总是习惯性地以俯视的眼光看待微型事物，平均身高不足一米七零的四川人，也常常遭此“厄运”。当然，俯视者也往往遭到报复──那叫苦不迭的声音和他们麻木的舌头，就是明证。
　　桌上的东西就是让我时时回想起的美味、那名震天下的火锅。火锅四周围坐的男男女女在吃得满头大汗时，往往会放慢节奏，留出嘴来以便高声交谈。这里几乎没有悄悄话、私房话，甚至连情话也以一种大声武气的、咬牙切齿的、近乎于“粗俗”的幽默口气出现。

　　“狗日的，快吃！”
　　“亲爱的，慢点！别把小肠给烫坏了！”

　　──也许有人早已扯起他的破锣嗓子，眯着欲醉非醉的双眼，半唱半喊地吼起来了。
　　我终生热爱的这鲜活、生动、充满野性的一幕，与四川的地形有着怎样神奇的契合啊！法国年鉴学派早期代表人物费弗尔在《大地与人类进化》中认为：地理环境无疑构成了人类活动框架的主要部份。土特产《汉书·地理志》也提醒我们：“凡民涵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风气。”如果放眼望去，人们就会发现整个四川被群山环绕，河流纵横交错、星罗棋布，崇山峻岭在由四周向中间合围的过程中，水到渠成、顺水推舟，并不乏半推半就地使地势渐趋平缓，并留出中间一个巨大的平原：这里古称天府之国，是有名的温柔富贵之乡。

　　大盆地啊！我已感到我的先人像密集的细胞像汹涌的血
　　在深深的红土层下奔涌、舞蹈，和着你心跳的节奏
　　我已感到宽阔的地震来自那里──盛夏的深夜，原野抒情地微晃，
　　如深蓝色的绸缎
　　　　　　　　　　　　　　　　廖亦武《大盆地》

　　《隋书·地理志》为此感慨万千，它说巴蜀之地，“其地四塞，山川重阻”。虽《战国策·秦策三》告诉我们：“栈道千里，通于巴蜀”；《史记·货殖列传》也谓：“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但长期以来，外来的不容易进去，里边的又不容易出来，李白在《蜀道难》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而北边出川的咽喉之道剑门关，更以其“一夫挡关，万夫莫开”的坚定气势，阻断了进出的流畅，清代王佶在《剑阁》中感慨不已：

万刃金城筑不全，中留一线走西天。
雄关喝口先吞蜀，乱石排牙欲啮天。
只恶周秦夸地利，空劳李杜送诗篇。
将军莫说泥丸塞，多少降旗插上边。

　　这宛若一个巨大的城堡──是双倍的、卡夫卡意义上的城堡：河流与山脉就是这样，使四川长期与世隔绝。而在四川内部，当两个站在看似相去咫尺的不同山头或一河两岸的人，正打算走到一起坐下交谈时，他们往往会沮丧地发现，这个小小的目的竟成了奢望──它需要花去甚至一天的功夫才能实现。于是大声武气的谈话『高声交谈』便出现了──因为若不这样，对方很可能根本就听不到你的只言片语，而声音的大部份早已被山精水怪给收走了。一首流传在四川崇山峻岭中的山歌如是唱到：

胡豆开花转眼过，
豌豆开花一时时，
油菜子开花它随风去，
春去春来春又走哟，
开不尽的牛奶子花哪，
后山前山东山南山开满山，
问一声神，问一声天，
问一声山精与水怪，
再问一声对山的小冤家，
我喊的话你到底听没听见……

　　弗费尔在说出地理环境在框架人的生活这个重要事实后，谢天谢地，他并没有忘记人本身也在参与地理环境的形成。在四川盆地，人们参与创造的方式之一就是对语言的创造──我的意思不是指巴蜀人民创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字，而是指四川人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可用于高声交谈的“方言”。『其实，蜀与华夏不同族，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确有过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蜀语早在秦灭蜀后不久即已基本消失，从“蜀左言”『扬雄《蜀王本纪》』变成“言语颇与华同”『扬雄《蜀都赋》』，今已不可考。《后汉书·安帝记》载元初二年『115年』“蜀郡青衣道夷奉献内属，”并注引《东观记》曰：“青衣蛮夷唐律等归义”。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笮都夷慕化归义，曾用“笮语”写诗三章，益州刺史朱辅命田功『笮郡人』译成汉文『《后汉书》卷86』。』
　　实际上，让人倍觉神奇的是，河流与山脉往往会成为不同方言的地理分界线。『参阅周振鹤等着《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页』《礼记·王制》说得很明白：“五方之民，言语不同，嗜欲不同。”这毋宁是说，地理位置是方言的外在显现，方言则可以唯心主义式地被看作地理环境的内核。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地理环境本身就拥有某种神秘的预言性呢？我倾向于说是。
　　火锅是四川盆地崇山峻岭与河流密布按“比例”制成的微缩品：它把这一切具有的禀性全部包纳其间了。操一口四川“方言”的人们围着火锅，高声交谈着，根本无视临桌人的反应；事实上，临桌的食客们也如同在与他们比赛一样地高声交谈，彼此互不干扰。离开四川后的四川诗人肖开愚在《生活的魅力》『《诗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期，第157页』中发现了这一有趣现象：“最让人吃惊的，首推四川诗人说话的音量，他们简直在吼叫、咆哮。不管他和你在什么场所，交谈什么内容，他没有用冲动热烈震耳欲聋的声音说话，说明他没有兴趣把精力投入到这次谈话中来。他们一旦用心，就会就任何一件事情与你辩论、争执，使你意识到在他眼里所有的事情都成问题，对此他们已经抱有整整一套个人见解，或者正在为就眼下谈到的话题形成卓尔不群的见解高速地自我辩解着。四川诗人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音响洪亮”。在上海一家简陋的餐厅里，肖开愚压低声音对我说：“这很有些不文明”。但真的如此么？
　　一本骆永寿主编《巴蜀掌故集粹》『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70页。这里需指出的是，我在本书中的论述凡说到四川都包括重庆在内，即便抛开行政区划方面的因素，也得这么做。理由很简单：它们都是一个方言区。』的有趣的书，高明地把四川人火暴、豪爽的脾气与火锅连在了一起：“重庆人吃火锅不分季节。从九月菊花展姿，到盛夏芙蓉出水，山城火锅四季飘香。特别是重庆的盛夏，芙蓉火锅更具特色。盛夏，重庆素有火炉之称。可是重庆人在炎热的夏天吃火锅，可以说是火上加火，以热抗热。每逢烫菜烫到（敏感词屏蔽）时，小伙子们便洒脱起来，如李逵上阵，袒胸赤臂；而漂亮的姑娘更像芙蓉出水，满脸红霞。这场景真可谓‘东边太阳『火炉』西边雨『汗水』’，别有一翻情趣。有人说，这也是‘重庆崽儿’火暴性格的表现，实际上，这恰是重庆人为他们的火锅所做的活广告！”
　　这里的重庆不妨就唤作四川，其实并无什么不当。而这其中起作用的无疑是那小小的朝天椒了：它以毒攻毒式地对付盛夏酷暑，同时也把四川人火暴的脾气、偏执的性格给顺带捎出来了。说到偏执，一位年轻的四川诗人亲口告诉我，与他的许多同行一样，他很喜欢金庸《射雕英雄传》中的东邪黄药师。因为黄药师在为自己的凶手身份辩解无效时，对着群情激昂的庸众们咬牙切齿斩钉截铁地说：“就是我杀的！有本事来取我的人头吧！”是的，他们不屑于解释。我们似乎没有太多的必要，去探究这其中的全部因果关系『它们之间肯定有某种因果关系』，因为这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这么说只是想说明，依靠纯粹的逻辑和所谓的学理，并不能说明、证明和阐明所有问题，除非我们不承认这个世界在冥冥之中，的确还有神秘难测的因素。我们不必过份夸大逻辑的威力，尽管它在某些人那里、在某些时候，确实有着牛皮烘烘的一面。而我在这里之所以要谈到火锅之于四川人、四川诗歌的重要性，并不是指火锅促成了四川诗歌，只是说四川诗歌在诗艺上的某些因素，可以从火锅这一现象中找到某种象征性的线索。的确，四川的崇山峻岭、密布的河流、复杂的地形不仅孕育了音响洪亮、高声交谈，而且极其适合军阀割据、占山为王。四川的匪是天下闻名的；反叛、暴力是四川人的一大特性，李劼人先生在《死水微澜》中塑造的那位叫做罗歪嘴的家伙，就是较好的说明，而钟鸣在他那首有如“匪酋大全”的长诗中也如是高歌：

洪门的兄弟们，吴广攥着双鞭，
打倒多少土霸王，铲了几座衙门。
青帮的义友们，与棍子和刀为伍，
莫要太耿直，否则要饿羸路旁……
『钟鸣《匪酋之歌》』

　　反叛者就是常常以这种姿态，向权威、向中心挑战的，甚至有点许褚赤膊上阵不计后果──比如背上就很中了几箭──的味道。《华阳国志·蜀志》不仅称川人“尚滋味”，而且也不失时机地指出了川人性格中的又一特质：“好悍勇”。放在本处的语境里，这满可以用大嗓门来置换。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北京为中心的“朦胧诗”一统天下后，四川诗人的反叛情结为开辟诗歌的第二战场──诗歌江湖──起了重要作用：他们高声怪叫，以破坏一切的嗓音向北京的“朦胧诗”施溺灌肠，一时间搅得天下大乱，黑云压城。正如“非非主义”的主将周伦佑后来在诗中描述的：

一群斯文的暴徒　在词语的专政之下
孤立得太久　终于在这一年揭杆而起
占据不利的位置　往温柔敦厚的诗人脸上
撒一泡尿　使分行排列的中国
陷入持久的混乱　这便是第三代诗人
自吹自擂的一代　把自己宣布为一次革命
自下而上的暴动　在语言的界限之内
砸烂旧世界……
『周伦佑《第三代诗人》』

　　他们大嗓门式的高声喧哗、齐声怪叫、高声交谈，其实正是W·本雅明所谓的“破坏型性格”。本雅明说：“破坏型性格只知道一句格言：腾出地方；只知道一个活动：清除。这是因为他需要新鲜空气和宽敞空间，而并非因为仇恨。”
　　让我们再回到关于“棒客”的例子上来。四川“方言”在一个军阀混战、人民向往光明、在普通话那里很可能会处理成波浪壮阔的大时代的年头里，四川的一副对联反而这样写道：

招妖幡一绕，招来五路凶神：东一招西一招，招烟，招赌、招棒客，未免招灾。炮子本无情，弄到肉烂尸分，问尔等招魂何处？
讨逆令三伸，讨出千年饿鬼：南不讨北不讨，讨柴，讨米，讨盐巴，实在讨厌。天公原有眼，彼至脚残手废，看你们讨口下场。

　　四川籍作家沙汀在一篇小说《模范县长》『见《沙汀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第144页』的开头就有趣地写道：“我回故乡已经半个月了。或者确切点说，我回到茶馆里来已经半个月了。因为自从回来以后，每天大部份时间我都是在茶馆消磨掉的。没有茶馆就没有生活，这点道理在四川一个小镇子上尤其见得正确无误。”
　　与火锅流行全川一样，茶馆也是流行全川的尤物，深为四川人所热爱。“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张载《登成都白菟楼》』。四川多山，最适合种茶；四川诗人文同在一首诗《谢人寄蒙顶新茶》中写道：“蜀土茶称圣”。而最好的据说是“蒙山顶上茶”，文彦博在《蒙顶茶》中称颂说：“旧谱最称蒙山茶，露芽云液胜醍醐”。事实上，茶的人工栽培也以巴蜀为最早，饮茶风习据云也起于巴蜀之地。古人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七中曾有“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的极端说法；[西汉]王褒《僮约》中就有了到武阳『今四川省彭州市』买茶的描述，似不失为凿凿证据。
　　茶馆是四川人一个极好的去处，他们高声交谈、勾心斗角以及调解纠纷──俗称“吃讲茶”──以致于最后大打出手往往都发生在茶馆里。可以想见，高声交谈在这里再一次有了很好的用场，而且还有了一个派生性的特点：滔滔不绝咬牙切齿的雄辩。『沙汀在某些作品中对此多有描述，最活灵活现的要数《在其香居茶馆里》，可谓道出了茶馆在四川“方言”上的全部作用，也道出了四川“方言”在茶馆里的全部特徵。参见《沙汀文集》第2卷，第1-17页。』高声交谈与雄辩再加上火暴的激烈，也许才算得上四川“方言”的外形特徵，它们的物质代表就是火锅与茶馆。如同没有四周环绕的群山、星罗棋布的江河就没有四川，没有火锅与茶馆，也就没有四川“方言”活生生的物证。
　　巴蜀之地群山环绕，阻断了进出的全部通道，使得来往极度不易，李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不能完全视作司马牛之叹，的的确确实有其事。顺着布罗代尔的想法，不妨说，四川一向就有封闭独立、自成系统的特徵。川谚常说『这也是我从小就听惯了的』：“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乱”、“定”都未能与外部世界同步，也都未能赶上趟，已是极好的说明。
　　这就为四川人的懒散、闲适、饶舌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从空间上说，它与世隔绝，有足够独立的地方供其驰骋；另一方面，它因此又有了充裕的时间去“耍嘴皮子”、“摆龙门阵”。茶馆为这种闲适的神侃，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场所：它是四川人、四川“方言”的特殊时空一个按比例制成的精致的微缩品。
　　四川的茶馆从不对穷人、俗人关闭，也从不高看雅人、富人；它接待一切懒散、闲适或意欲懒散、闲适的人──文人、雅士尽可以在此谈文弄墨，穷人、俗夫更能在这里打拳、说粗话，彼此互不相干，而且还可以时时交叉互渗，直到让人分不清他们的身份。明代罗廪《茶解》说：“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战，如听松涛，清芬满怀，云光潋滟，此时幽气，故难与俗人言矣；”
　　文震亨在《长物志》也颇有雅皮士风范样地说：“构一斗室，相旁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具役，以供长夜清谈，夜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茶馆毫不理会这种喃喃自语式的君子、隐士状，它只是四川人天南海北、古今中外、东拉西扯、漫无边际摆龙门阵、“吹壳子”『吹牛式聊天』的地方。而四川人的“好聚谈”，无疑与天府之国的封闭性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人们不必终日劳作有关。『参阅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35，338页』
　　与秦腔『陕西方言』比起来，四川“方言”的特点更加明显。秦腔声音高亢，但明显缺乏幽默和滔滔不绝的雄辩，它的大嗓门不是自以为“道理”在握，而在于抒发心中愁苦居多的感慨以及对人生多艰的太息。『贾平凹《秦腔》一文有非常好的描述，但秦方言在大多时候更习惯于沉默，参见《人民文学》，1984年第5期，第79-81页』。北京方言善于神侃，很有一点雄辩的特色在内，分明又少了火药桶似的大嗓门。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们总会以为大家都在使用汉语写诗，不存在什么语言上的差别──这的确是我们的诗学批评，在幽微之处最常犯的错误：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忽略身材矮小的事物与道理，重视那些可用惊叹号来标识的巨人与真理。诗学批评上的这种感冒，至今还在诗歌中的某些部位发炎、咳嗽，至今还余波未歇。
　　如果你走进四川的茶馆，如果你幸运地碰巧有一双善于分辨的耳朵，你就会发现，茶客们不仅声音高亢，而且语言快速，妙语连珠，不时爆发出惊雷般的哄堂大笑。这时，你也许会在不知不觉中加入到这里边来。我有这类经验。我至今仍怀念着当年在巴山蜀水生活的日日夜夜，那有火锅与茶馆的日子。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对赋这种文体有过一针见血的议论：“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蕨初也”。那种主客对答的模式，不仅是赋的最初起始，而且更是赋的创始人『司马相如、扬雄』的故乡茶馆中的主要语言品性。四川“方言”在茶馆里的铺陈，较之于在火锅厅里表现得更加充份：茶馆把四川人在火锅厅里培养的全部禀性，更加发扬光大了。
　　这使得四川女诗人翟永明在《纸上建筑》『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51页』中感慨万端。她说，有两种东西是四川人离不得的，那就是火锅与茶馆，因此，“我离不开成都”。说到四川写诗人口居全国之首，她认为可能与四川的文化消费、地理、气候和传统因素有关：一个闲散、爱侈谈的常年处于阴郁天气的地区，最易滋生诗歌的灵魂。翟永明很可能也会同意，四川“方言”那种高声交谈、滔滔不绝、咬牙切齿的雄辩，孕育了几乎所有的四川文人，他们身上几乎被宿命似的打上了这种方言的烙印，比如司马相如、扬雄、李白、苏轼、郭沫若、巴金以及今天的李亚伟、周伦佑、钟鸣、欧阳江河、肖开愚、万夏、柏桦、廖亦武、孙文波甚至翟永明本人……，或许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例外。

喜欢的感觉

楼主，你从哪找的那么多啊？